軍閥周西成的得意之作“貴州汽車銀幣”

 

如圖是在中國近代機制幣史上頗有名氣的“貴州汽車銀幣”。 這枚銀幣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在貴州主政的軍閥周西成的得意之作，它在上世紀早期的中國金融貨幣史上確屬一件別具一格的“作品”。
貴州汽車銀幣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它與當時流通使用的銀幣，有四個不同點：
一是有暗記。 銀幣絕大多數沒有暗記，而汽車銀幣在圖案的草地中隱藏著由草葉構成的“西成”兩字暗記。 這是周西成的高明之處，既作了暗記，又通過這種方式使自己“名留後世”。 作為黔地軍政大權集於一身的周西成，沒有發行自己的人像幣，這比同期的唐繼堯、陸榮廷、張作霖等軍閥當仁不讓地發行自己的人像幣，顯得“謙虛”多了。
二是它的汽車圖案。 貴州的第一輛汽車，是周西成從香港購來的美國福特牌敞篷汽車。 由於貴州沒有公路，這輛汽車是拆散後，靠人挑馬馱運入的。 銀幣上的汽車圖案即以此車為原形。 用汽車作銀幣圖案，是近代銀幣中絕無僅有的，它與光緒龍、大清龍以及以人物為圖案的近代銀幣相比，確是獨出新裁而很受時人喜歡。
三是使用了兩種貨幣單位。 即採用貨幣“元”單位，又使用已經廢止了的清末貨幣單位“七錢二分”，這在民國銀幣中也是僅見的現象。 這種不倫不類也反映了周西成雖頗有進取心，但其封建烙印依然十分深刻。
四是銀幣成色不足。 民國時期流通的光緒元寶、大清銀幣、孫中山開國紀念幣、“袁大頭”及外國的鷹洋、坐洋、站洋等壹圓型開型銀幣，含銀量都在九成左右，而貴州汽車銀幣則不到八成，顯是鑄造時有偷工減料之嫌。
介紹提到的：銀幣絕大多數沒有暗記，而汽車銀幣在圖案的草地中隱藏著由草葉構成的“西成”兩字暗記。 這是周西成的高明之處，既作了暗記，又通過這種方式使自己“名留後世”。


原貴州省省長、國民黨上將周西成將軍簡史：周西成（1893—1929），號世傑，又號世斌。 陸軍上將。 在辛亥革命後西南軍閥的混戰中，從一個士兵逐步升遷至團長、旅長、貴州軍務會辦、國民革命軍二十五軍軍長、第六、九路軍總指揮兼貴州省主席。 1929年，在與龍雲和李燊的戰鬥中身亡。 ”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西南軍閥研究叢書》中記載：“周西成，名世傑，號世斌，別號天保 山人。西成乃其字，因以字行，人多以周西成稱之。公元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農曆二月二十五日生於貴州桐梓縣黑神廟。世居桐梓，以農為生，家境頗寬 裕，為鄉間較有勢力的人家。周西成是周廷燊的長子，自幼養成厭文好武的習性，並逐步滋生出從事政治角逐的權勢欲。”
“周西成十八歲時，進入其姑父 熊兆等所辦的桐梓縣公立明德兩級小學校，'然又不肯就學'，畢業後即與其表弟毛光翔（亦其妹夫）相約從軍。一九一一年，貴州辛亥革命以後，周西成又轉入革 命軍中，在都督楊藎誠衛隊部任副目。…一九一三年，他通過活動，乃以少尉資格保舉肄業入貴州講武學堂，同時加入國民黨。…一九一六年，護國戰爭爆發，周西 成以連長身份在戴戡率領下出師四川。…一九二0年，周西成被擢升為黔軍第一混成旅十團二營營長。”
“周西成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物，從投軍起，他便 十分注意抓住一切可乘之機建立和擴充自己的武裝力量。就在升任營長不久，他便利用同鄉、同學或親屬等關係，分別委任毛光翔、劉楷森、江國璠、王家烈等人為 連長。這樣，便在他身邊聚集了一群親信，而這些人後來幾乎都成了桐梓系軍閥集團的骨幹分子。”

                  汽車銀幣在圖案的草地中隱藏著由草葉構成的“西成”兩字暗記。

“一九二一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命黔軍援桂，周西成營亦開赴柳州，歸屬第一混成旅。不久該旅內部意見發生分歧，旅長離職。周西成乘機以全旅夥餉無著逼走參謀長，隨即將第一混成旅控制在手，自稱旅長，並將毛光翔擢升團長，王家烈、江國璠、猶國財等皆委以營長之職。”
“一 九二二年四月，孫中山領導第一次北伐，命石青陽在四川組織討逆軍。周西成率隊入川，投靠石青陽，受委為四川討賊軍第三混成旅長，並'由石青陽、王叔度介紹 全部官佐加入中華革命黨（即中國國民黨）'。在此期間，又收編了四川軍閥楊森的一部分軍隊，得步槍一千多枝，實力更大為增強。”
“一九二三年，…周西成自號'靖黔軍'，殺回黔北。後來殺巨匪羅成三，收編羅成三的兩團人馬，進一步擴充了實力。”
“同年，周西成被石青陽委為川東邊防第二師師長。”“周西成利用四川軍閥混戰的機會，三次攻占重慶南岸的軍事要地黃桷埡。”“因而在四川軍閥中聲名突起。一九二三年九月，改委周西成為四川討賊軍第三師師長。”
“川 戰結束以後，貴州省主席袁祖銘曾派人對周西成進行籠絡。周西成雖然擁有黔北、黔西北地區，但對兵多勢大的袁祖銘始終心存恐懼，不敢長期結怨與他，同時又想 藉助他的支持來幫助自己奪取貴州軍政大權。所以，當袁祖銘委託賴心輝向周致意的時候，周西成不但滿口答應，而且對過去的種種磨擦'慨然自承其咎'，還與袁 祖銘結為兒女親家，博得了袁祖銘的信任和器重。因此，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滇軍退出貴州後，袁祖銘遂通過北洋政府委任彭漢章為貴州省長，周西成為貴州軍務會 辦。後因彭漢章未如袁所望，袁又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明令委任周西成為貴州省長，…”這樣，周西成終於爬上了貴州省長的寶座。 後又被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五軍軍長並第九路軍總指揮，陸軍上將，周西成將貴州軍政大權奪到自己手中。 桐梓系軍閥集團在貴州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2、以封建家法式道德觀維繫桐梓系軍閥集團
《西 南軍閥研究叢刊》之《貴州軍閥的後期統治與桐梓系集團的內部紛爭》一文中說：“在西南地區的大小軍閥當中，貴州桐梓系軍閥集團的封建色彩最為濃厚。”周西 成的崛起與其他人迥然不同。 “他既不像興義系軍閥頭子劉顯世那樣出身於富甲鄉里的豪門；又不像雲南唐繼堯、四川劉存厚等人，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在資產階級革命浪潮中，撈取了一筆政治 資本；更不如廣西的陸榮廷早在清朝便身任軍職，手中一直握有兵權。他是辛亥革命後'武人爭雄'的混亂局面中，巧妙地施展投機鑽營伎倆，從一名巡防營哨官逐 級上爬，崛起於軍閥行列中的。對於剛進入講武學堂便'其志不在小'的周西成來說，內既無可供調遣的軍隊，外又無可仰仗的勢力，要實現個人的政治野心，自然 不能不在網羅親信、結成死黨上煞費苦心。”
“一九二三年，周西成已當上了川軍邊防軍第二師師長，毛、王等人皆已升為旅長。這時，以周西成為首的這 個軍閥小集團，除毛光翔、王家烈、江國璠等早已成為其中的核心人物外，又糾集瞭如猶國財、侯之擔、蔣在珍、車鳴翼等一批骨幹分子。一九二三年底以後，桐梓 系盤踞黔北一帶，由於一面在當地大力整頓交通，發展商務，設立兵工廠；一面從四川瀘縣等地按月得到'軍餉若干元，軍米若干石'的補給，實力迅速增強，終於 形成虎踞黔北、黔西北與盤踞省城的滇軍相抗衡的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周西成始終牢牢抓住同鄉、戚族這根封建紐帶，竭力在自己的周圍形成一個死硬愚忠的集 團。用他的話來說，便是要讓桐梓系的大小官佐乃至每個士兵都懂得：'本軍前途，即是大家的前途'，從而死心塌地地為桐梓系打天下。”
在桐梓系內 部，地域觀念十分濃厚，整個集團如同一個封建大家族。 從周西成開始，軍事方面，三個師長毛光翔、王家烈、猶國才，參謀長何知重，旅長車鳴翼，軍官教育團團長江國璠以及王家烈任軍長時的副軍長侯之擔等主要軍事 骨幹，無一不是桐梓縣人。 政治方面，這個集團內凡手握實權，能對時局產生影響的政客或軍人兼政客，如熊兆、黃道彬等也都籍隸桐梓。 到取得全省軍政大權後，這種現象更為嚴重，為了防止已經到手的權柄丟失，周西成更加註意排除異己和在各級軍政部門中任用桐梓縣人，以至發展到“有官皆桐 梓”的地步。
“周西成對軍隊和官吏控制得很嚴。對軍隊：他規定各營部隊都直屬軍部管轄，各師、旅長，除護衛一個連外，平時無一定所屬部隊，有事則 臨時調撥隊伍交其指揮。企圖以這種方法來將軍權集中到自己手裡，防止下級軍官尾大不掉。對官吏：規定縣、局長以上行政官員的任命，必須由他親自審定，只有 經他目測認可的人才能授給職銜。至於高級文武官員，則非桐梓人不用。自周西成上台以後，把桐梓縣能識字的人都拉出來做了官，鄉間要找個能寫信的人都找不出 了。當時的小報上曾用'內政方針，有官皆桐梓；外交禮節，無酒不茅台'的對聯來對這種情況進行嘲諷。”
尤為突出的是，周西成生前便給桐梓系集團定 下了“群（毛光翔號群麟）、紹（王家烈號紹武）、佩（江國璠號佩璵）、用（猶國才號用儂）”的繼承序位。 即按照這個順序，由上述四人依次掌握該集團的最高領導權。 這實質上是封建帝王世代承襲制的變種。 在其他軍閥集團中，雖然也同樣存在著掌權者私相授受權柄的現象，但像周西成這樣露骨，這樣純粹以地域、戚族關係為依據，在尚未掌權時便預定下世襲次序的， 卻不多見。 它是桐梓系軍閥集團，尤其是周西成本人封建性的突出反映。
在一九一二年袁世凱竊取大總統職位到一九二七年的十多年中，各地的大小軍閥 多以傳統的儒家道德觀念來籠絡部下，為自己發動爭奪割據地盤的戰爭尋找依據。 桐梓系集團的頭子周西成，在網羅親信、擴充實力、與其他軍閥爭權奪利的過程中，不僅完全繼承了早期軍閥們的這套手法，而且因其出身於一名巡防營哨官，原先 並無可供發號施令的資本，對這種陳腐思想武器的依賴，表現得比其他軍閥還要突出。
“對於周西成這樣的人來說，儘管有人說他如何'有威而能服人 '，'命令行如流水'，'片紙易將無敢弗者'，實際上，在其內心深處，卻不能不'夙夜孜孜'，為控制部下鞏固統治而絞盡腦汁。桐梓系剛一奪得貴州省的統治 權，周西成在給部下的訓令中便明確批示：'再將大聖先賢嘉言懿刻，熟讀深思，以期遠行'”。
“在當時的貴州省政府和二十五軍中，凡官吏任命，都必 須到城隍廟跪拜敬香，宣誓效忠；軍署大禮堂內高設三軍司令的牌位，終日香煙不斷；每月朔望，桐梓系的大小頭目還要在周西成的率領下赴貴陽八大廟跪拜叩首， 敬神祈福。凡此種種，表面都給人以周西成封建迷信思想極深的印象。實則是其藉以籠絡部下，維繫桐梓集團內部團結的一種手段。…在周西成看來，只需這樣，就 可以讓已經被辛亥革命摧毀了的'忠君'觀念，在人們的心目中以'忠於長官'、'忠於職守'的形式重新復活，從而達到使桐梓系在貴州的天下綿延久遠的目 的。”
3、“整頓財政”開財路，聚斂錢財成“巨富”
“周西成為了鞏固他對貴州的統治，認為治亂安危係於財政。他六月一日就任省主席，八月七日便下令組成財政廳查案委員會，'徹查財廳歷年積弊並黔幣兌券數目及丁糧厘稅收入辦法'。….針對歷屆軍閥政府財政方面的積弊，週進行了許多有利於自己的改革。”
“作 為一個軍閥，周西成能夠這樣認真地對辛亥革命以來的貴州財政進行一些清理，總結積弊，實施改革，確屬不易。通過這些努力，使當時已瀕臨崩潰的貴州財政有了 轉機。在周西成執政的年代（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裡，在當時的條件下，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整個貴州軍閥史中經濟上的所謂'小康'時期。”
“在整頓財政的同時，周西成也比較重視興辦實業。”周建發電廠，興辦造紙廠、造幣廠，設立礦務局，發展採礦業，大力修建公路。 又值農業風調雨順，年景較好，農業最為豐收。 “所有這些，都為穩定周西成的統治，以及他籌建實業的活動提供了較有利的客觀條件。”
“一 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周西成統治貴州時期，將'通關稅'的稅率進一步提高：每擔特貨徵稅二百元；同時又將'產場稅'改為'禁煙罰金'，…僅此一項，周西成 政府每年即可獲得定額收入二百多萬元。”“多項特稅收入使貴州軍閥政府財源充裕，增加了實力。” “周西成政府的多項特稅每年即可收入五百萬元。”
“貴 州軍閥徵收的菸稅，先後有通行稅、產場稅、禁煙罰金、煙燈捐、護商費等。年收入初為50來萬元，以後漸增至400萬、600萬、1， 200萬、甚至2，000萬。”貴州軍閥財政的主要收入來源於菸稅，“但他們不願也不敢如實公佈歷年收入金額。…由於菸稅收入去向不明，相當部分為公職人 員私吞，故其官方偶爾透露的數據與實收數出入甚大。”
“在軍事擴張過程中，為確保軍費開支，貴州軍閥還不斷地對財政機構進行改革。周西成主政時， 為使財政管理適應戰爭的需要，順利籌餉、提款，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金融方面，他以'銀行究屬代辦收支機構'為藉口，於財政廳之外另設'總金庫、分金庫以 司出納'；又以財廳'難以總核軍政兩費'為名，增設'度支經理處'，由25軍軍部主管，直接控制軍費開支。這樣，軍費、政費、現金、儲存與支付便由財政廳 統管一變而為幾個部門分管，不僅使財政廳變為'只負政費支付命令之責'的機關，造成財政管理的'支離破碎'，而且使軍費撥發與使用擺脫了財政廳的約束和監 督，從而為最高軍政長官私提公款開了綠燈。”
“貴州軍閥統治時期，最高軍政長官私吞公款是駭人聽聞的。…軍閥們常常假名籌餉私提公款，而這些款項又不便公諸於世，所以，帳目真真假假，收支不能相抵不足為怪，乃是主子與奴才貪贓枉法、同謀不軌的結果。”
“週早在會辦任上，就無視省財廳，利用調防之機，到處截留稅款，以飽私囊。他令各地稅款，一律'不准解繳其它政府'，並以'自取罪戾'相威脅。這就是周公館之多、之豪華的緣故。”
“黔系軍閥慣常在'護法'、'靖國'、'討賊'、'援川'、'援湘'等旗號遮掩下，侵入四川、湖南等比較富庶的鄰省，據地取財，攫取大量稅款、槍械、擴充其軍備，飽填其私囊”。
“一九二三年三次偷襲重慶及銅元局過程中，周西成便大肆進行搶劫，第一次'飽載銅元約四十餘萬釧而去'，第二次'盡攫銅元局所有退去'；第三次又使'民眾不堪甚擾'。經過三次偷襲重慶及銅元局以後，周西成的實力迅速得到發展。”
“一 九二七年冬季，周西成又乘滇系軍閥胡若愚、龍雲、張汝翼等相互內鬨，任毛光翔為所謂'援滇'總司令，率領黔軍由三路攻滇，'佔據師（宗）、羅（平）、曲 （靖）、宣（威）等十餘縣，換官徵稅，視同征服。不僅如此，周西成還在貴陽偷印了雲南富滇銀行紙幣四百餘萬、銀幣五十餘萬，準備由'黔軍帶入雲南'，以便 搜刮雲南財富。”
“經營鴉片是貴州軍閥聚斂個人財富的一條最簡捷的道路，這是與徵收特稅有所區別的。”“一方面是'以軍護商'，即以武裝保護鴉片 的經營；另一方面又是'以商養軍'，即以經營鴉片中所獲部分利潤作為籌餉和購軍火之用。”“他可以派其親信直接收管經營中所獲利潤，並隨時可以提取作為個 人耗費。正因為如此，所以貴州歷屆軍閥都不滿足於僅僅從征收特稅中聚斂個人財富，而是利用各種機會從事鴉片經營，成倍地賺取利潤。”鴉片收入成為周西成聚 斂個人財富的主要來源。 史料記載：周西成主政期間，每年出省鴉片八萬擔。 據另一史料記載周西成曾派一個營的兵力運往漢口1000擔鴉片換取漢口制械廠的槍支彈藥，這1000擔鴉片作價150萬塊大洋。 周西成主要保證向四個方面輸送鴉片：廣西李宗仁每年三萬擔；湖南何健三萬擔；四川劉湘也不少於這個數字。 因為這是軍閥主要稅收來源。 李宗仁每年經銷鴉片僅稅收就為1，589萬元（大洋）。 李為討好周西成，令其保證供應鴉片，一次性送給周西成步槍4，000支、子彈1，000萬發、一台大型無線電台。 周西成還必須保證向武漢供鴉片，因為為了打仗他必須從漢口槍械廠購進槍支彈藥，具測算周西成每年收入達1.6億(大洋)以上,這時大洋比價大於美元(美國 此時金融貶值期)，折美元近2億元。
另一項收入是鹽稅。 貴州省百姓食用鹽都必須交鹽稅，每年收入一千萬以上。 “貴州一些著名的軍閥如袁祖銘、周西成等人，最後都成了巨富”。 以上材料均摘自《西南軍閥研究叢刊》。
4、“附桂反蔣” 終釀大禍
“雖 然周西成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曾加入過國民黨，但他卻絲毫不讓國民黨中央勢力染指貴州。”“一九二六年12月，國民黨中央派遣張道藩、李益之等人到貴州籌辦建 黨事宜。”“週尋找藉口，將張李二人逮捕，並將李益之暗殺。事後，週以李有'共黨嫌疑'上報蔣介石。蔣介石又派王度、黃乾堃等為貴州省黨部籌備委員，但 王、黃在貴州同樣遭到週的冷遇，無法開展工作。”
“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於蔣介石的各種命令，周西成不是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就是軟抵硬抗。” “大革命失敗後，蔣桂之間的鬥爭愈演愈烈。周西成鑑於袁祖銘、彭漢章、王天培等人之被殺，加上自己又'曾因拒絕擁王（伯群）主黔，見嫉於王'，恐何應欽、 王伯群仰仗蔣介石的勢力，威脅自己在貴州的統治地位，於是政治上更加處處與蔣作梗，而向兩廣方面靠攏。自從桂系迫使蔣介石下野以後，蔣桂之間的矛盾已到了 劍拔弩張的程度。貴州與滇、桂兩省毗鄰，周西成與滇宿怨既深，如果再與桂系交惡，勢必陷入幾面受亂的困境。權衡利弊之下，採取了聯桂反蔣政策。…蔣介石對 他早已是十分不滿。” “一九二九年春末，蔣介石聲稱中央決心討桂，要周西成'當機立斷，通電錶示贊成'。周西成'斷然拒絕屈從於蔣介石的壓力，揚言東下與蔣一決勝負'。隨即與 討桂軍開戰，敗退花江。五月二十二日，周西成親率留駐安順的總預備隊約六團之多，全數趕赴鎮寧增援，但由於他置左右翼於不顧，又不留預備隊，結果被李燊軍 隊抄襲，中彈負傷。”“李燊部於五月二十八日進入省城貴陽，並被蔣介石明令為貴州省主席。”十八天后，“王家烈、毛光翔舉行反攻，李部再次被趕出黔境。銅 鋅系軍閥集團又重新掌握了貴州政權。”
翻閱全國政協編著的《文史資料選輯》第93輯中的文章《蔣介石是怎樣搞垮貴州軍閥王家烈的？ 》可以看出：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貴州省軍閥是蔣介石的異己，周西成又是何應欽的仇敵，蔣介石不僅要掃除周西成，主要是要掃除桐梓系集團，剷除王家 烈，蔣採取了一系列的卑鄙手段。 所以周西成當年只能詐死隱匿，不能再度出山。
5、周西成身死之迷？
桀驁不馴的周西成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冒然討蔣，遭到蔣支持的李燊、雲南龍雲和四川劉湘的夾擊，最後兵敗打邦河，幾乎全軍覆沒。 但關於周西成死亡的具體情況，各種資料說法各異。
（1）、王家烈在《桐梓軍閥統治貴州的回憶》中說：” …被李燊軍隊抄襲，中彈身亡。抬過打邦河時，在激流中落水而死。”
（2）、範同壽在民國人物傳《周西成》中說：“ …被李燊部襲其後。激戰中，周中彈負傷身死”、 “…周西成因'附桂反蔣'，被加上'阻撓大計、貽誤地方'的罪名。以致死後還被蔣介石下令通輯。”
（3）、程昭星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的《周西成》中說：“由於右側空虛，不意被李部抄襲，周中彈負傷，衛士趕快背起後撤，在渡打邦河時，又被李軍追上，再次受傷，被河水沖走淹死。死時年僅三十六歲。”
（4）、國家圖書館珍藏的《三民日報》貴州版，1929年12月7日本市新聞中說：“本報專訪週前主席西成治黔三載成績昭著前因討桂之役未能迅赴事機致演成不幸的錯誤乃引咎自劾釋兵下野遄返銅梓原籍不問世事祗以積勞競於前月（應為1929年11月）在籍病故。”
“…不幸本年桂系軍閥謀逆週故主席因消息遲滯未克迅趙事機演成不幸錯誤經中央明令免職查辦週故主席凜凜於國法黨紀之森嚴追悔前此因應之失宜引咎自劾通電下野…”。
“…各委員以周氏在黔之功績不可磨滅特於日前電請中央追念前勞準於明令開復週故主席原官撤消生前所受處分並予從優儀卹以慰忠魂…”。
《三民日報》1929年12月5日新聞報導中說；“毛主席（指毛光翔）將赴桐梓會葬週故主席不上各機關亦派代表前往建設廳令運輸處修理汽車…”。
（5）、 《京華時報》2001年8月5日第3版說：“據相關文件記錄：周西成於1929年春在赴雞公背戰役中，中彈負傷，被抬過打邦河時，在激流中身亡。週的護衛 隊長趙斯黨及其它護衛將其屍體搶運到安順某一廟中。週夫人錢順英趕到安順曾當場開棺驗屍，認定是周西成的屍體。”
　周西成之死說法各異，迷霧重 重。 按我們已經掌握的資料，進行合理的推論，事情應該是這樣的：周西成在打邦河兵敗受傷後，受到蔣介石的通緝，蔣更明令李燊為貴州省主席。 不僅週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而且桐梓系多年苦戰奪來的貴州軍政大權亦旁落他人之手。 於是他與桐梓系親信協商對策：按照周西成的願望，桐梓系集團“自桐仁以來，經過千災百難，始有今日”，“個人可以消滅，吾輩團體絕不許任何人消滅。”。 一方面對外假稱週“在激流中落水而死”,以避蔣介石的耳目；另一方面，退守遵義，重新組織力量準備奪回貴州。 後趁雲南內戰又起，王家烈、毛光翔舉行反攻，李燊入主貴州僅十八天就再次被趕出黔境，桐梓系軍閥重新掌握了貴州政權。 周兵敗“落水而亡”後，從蔣介石“下令通緝”、“中央明令免職查辦”的新聞報導來看，蔣對周西成之死亦有懷疑。 懾於蔣介石的淫威，周西成已不可能出山重掌貴州軍政大權。 只好讓周西成隱居流亡，按桐梓系早就定好的繼承序列，由毛光翔出任貴州省主席。 並在貴州大肆張揚，為周西成請複原官，撤消處分，大辦葬事，使蔣介石既默認了周西成之死，又承認了桐梓係對貴州的統治。
“到一九三五年，王家烈終 於不得不以'外出考查'為名，拱手交出貴州軍政大權。”“隨著王家烈的卸職，桐梓系軍閥集團對貴州為期十年的統治，也就宣告結束了。”桐梓系徹底倒台後， 周西成既無任何希望，只好於1938年10月在新加坡將桐梓系十八人所餘之現金1.5億美元全部存入花旗銀行，以“一醉臥江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