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1日 星期五

磁州窯與泰國古陶瓷的歷史公案

文物天地 
圖三鐵繪花卉紋盤(13-14世紀泰國Sankampaeng 福岡市美術館藏-本多夫婦捐贈) 圖三鐵繪花卉紋盤(13-14世紀泰國Sankampaeng福岡市美術館藏-本多夫婦捐贈) 白地褐彩花草紋盤(元磁縣文物保管所藏南開河村出土) 白地褐彩花草紋盤(元磁縣文物保管所藏南開河村出土) 白地黑花開光葵花紋鼓腹罐(元磁縣文物保管所藏徵集) 白地黑花開光葵花紋鼓腹罐(元磁縣文物保管所藏徵集)
王建保
北朝始燒、延綿至今的磁州窯,是充滿生機的藝術奇葩。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磁州窯吸納了大量的其他文化元素,同時也將其代表性的“白釉黑彩”藝術符號傳播到大江南北,風靡海外。 泰國古代陶瓷就與磁州窯存在著密切的聯繫,而記述這種聯繫的有關資料卻詳略、內容不盡一致,糾結成一起“歷史公案”。 本文擬根據有關文獻記載、考古發現以及磁州窯與泰國古代陶瓷的比對研究,對這起“歷史公案”進行初步的解析。
一。 有關文獻資料與解讀
(一)有關文獻資料
1.馮先銘先生在《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出土的中國瓷器》一文中記述,“據泰國文獻記載,13世紀後期素可泰王朝要求元王朝製瓷工匠到泰國傳授製瓷工藝技術”(馮先銘: 《馮先銘中國古陶瓷論文集》,紫禁城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7年,第332頁)。
2.葉喆民先生在《中國陶瓷史》一書中記述“據國外文獻記載,泰國(暹羅)拉麻卡曼國王曾於1294-1300年(元至元三十一年至大德四年)兩次訪問元 大都,並帶回陶工傳授中國製陶工藝”(葉喆民:《中國陶瓷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474頁)。
3.趙學峰先生主編的《中國磁州窯典籍》一書記載,“元大德年間,泰國國王到元大都拜見元成宗時,曾提出招聘磁州窯工”(趙學峰:《磁州窯典籍》 ,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6頁)。
4.胡德智、萬一先生在《燦爛與淡雅朝鮮·日本·泰國·越南陶瓷圖史》一書中記述,“據《元史》載: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貞元六年(1295 年)、至治三年(1323年),素可泰國王多次遣使來華,回國時帶會不少中國帝王賞賜的織錦、瓷器,還帶回一些陶瓷匠師”(胡德智、萬一:《燦爛與典雅朝 鮮·日本·泰國·越南陶瓷圖史》,廣西美術出版社,1999年,第158頁)。
5.楊永曦先生在《中國古陶瓷對泰國陶瓷的影響》一文中記述,“據日本學者三木榮民研究(宋胡祿圖鑑序言)和徵引古文獻記載:在公元795年的唐代,傳說 有中國陶匠十人,到泰國傳授燒瓷技藝。到公元14世紀的元代,素可泰國王藍摩甘亨王為發展泰國陶瓷業,利用到北京進謁元朝皇帝的機會,歸途經磁州窯時,又 招聘了中國匠師到素可泰開窯傳藝,使泰國陶瓷業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楊永曦:《中國古陶瓷對泰國陶瓷的影響》,《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八輯,紫禁城出版 社,2003年,第202頁)。
(二)文獻資料的解讀
筆者在查證上述文獻資料時,注意到不管是中國文獻還是國外文獻,甚至有明確的年號,遺憾的是均無引註出處,甚者年號有誤。 筆 者又查閱《中國古陶瓷文獻集釋》(馮先銘主編)、《中國地方誌中的陶瓷史料》(梁憲華、翁連溪:《中國地方誌中的陶瓷史料》,學苑出版社,2008年,第 27-31頁)和《中國陶瓷古籍集成》(熊廖、熊微:《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6-8頁、第160-190頁)等文獻輯錄,亦 未發現相關記載。 這無意間就形成了“歷史公案”。 然而上述資料值得重視的是:五處文獻記載均指向一個歷史時期即元代;一個歷史事實即中國工匠到泰國開窯授藝,其中兩處指明磁州窯,其余文獻記載涵蓋了磁州窯;上述五處文獻中有三處明確指出中國的工匠到泰國傳授製瓷技藝;兩處僅有要求(招聘),其中一處指明了磁州窯。 據此,筆者以為眾多知名學者在其著作中引述的文獻,雖詳略及內容不盡一致,但不可能是空穴來風。 所以,筆者試圖通過其它方法來求證磁州窯與泰國古陶瓷之間的關聯性。
二。 磁州窯與泰國古陶瓷的基本情況
(一)磁州窯概述
磁州窯主要經過北朝、隋唐、宋金及元明清四個主要發展階段。 根據現有的資料,北朝時期主要有曹村、北賈壁和臨水等窯場,主要生產各色釉陶、青釉瓷器等。 隋唐時期,主要集中在臨水窯場,出產青釉瓷器、白釉瓷器,三彩陶器等。 宋金時期,主要集中在觀台中心窯場,此時名窯俱顯,磁州窯以其灑脫奔放的風格、貼近生活的題材以及獨具匠心的技藝贏得了社會的普遍認同,並迅速將其符號性的“白釉黑彩”文化元素傳播四方,形成了龐大的“磁州窯系”。 元明清時期,彭城窯場在臨水和觀台等地窯場的影響下,迅速發展壯大起來,形成了新的陶瓷燒造中心。
(二)泰國古陶瓷概述(本文此部分文字根據謝明良:《海上絲路·看見東南亞古陶瓷·陶瓷村·現代陶藝Ⅱ》有關內容整理而成,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目前泰國境內發現的陶瓷燒造系統中,早期沒有上釉的陶器,最著名的就是出現在紀元前後的班清文化陶器,有彩陶和黑陶兩個系統。 最早的施釉陶器有人追溯到7-10世紀Davaravati佛教王國時期的灰釉陶。 接著發展的是高棉(Khmer)高溫灰釉陶,是高棉王朝最盛期(9-13世紀)生產的,主要有淡綠色或淡黃色的透明高溫灰釉器物和黑褐釉器物。 13世紀以後,隨著傣族的興起,高棉高溫灰釉陶器也隨著逐漸消失。
傣族於12世紀前後由中國南部往東南亞大陸部的中央遷徙,宋加洛(Sangkhalok)北部的西薩查那萊(Si Satchanalai)窯就在此前後開始燒製陶器。 最初的產品是無釉陶器,接著生產施黃綠色釉的灰釉陶器,稱為孟陶(Mon ware)。 製作年代較早,約為14世紀後半世。 15世紀是泰國高溫陶瓷生產的黃金期,主要窯場集中在今泰國中、北部自然資源豐富、靠山臨水的地區,包括清邁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中部的素可泰(Sukhothai)與西薩查那萊(Si Satchanalai)等地。
(1)西薩查那萊(Si Satchanalai)窯是經過正式發掘的窯址群。 最早的是無釉陶器,其次是灰釉陶器(孟陶),再次就是該窯典型的青瓷、鐵繪、白釉褐彩以及褐釉產品。 主要產品有建築構件和大盤、碗、罐、盒子等。
(2)素可泰(Sukhothai)窯的創燒年代略晚於西薩查那萊(Si Satchanalai)窯,窯爐構造及裝燒技術與西薩查那萊(Si Satchanalai)窯相似。 以出產鐵繪著稱,主要是盤、碗及玉壺春瓶,鐵繪魚紋盤為典型作品,其他常見花草紋及放射性紋飾。 胎中雜質多,胎上施化妝土,再進行彩繪。 器物內底常留有支釘痕,是重要的特徵。
(3)汕甘烹(Sankempaeng)窯址群,主要燒造青瓷和鐵繪作品,以魚紋盤(雙魚或多魚)最為普遍,具當地特色的花卉植物紋飾也可見。
(4)卡隆(Kalong)窯的產品很有特色,鐵繪紋飾上罩青釉。 沒骨畫法的粗寬線條畫出花草葉紋及其他各式紋樣。
(三)磁州窯與泰國古陶瓷的比對研究
西薩查那萊(Si Satchanalai)窯的主要產品大盤、碗、罐、盒子等和素可泰(Sukhothai)窯的主要產品鐵繪魚紋盤、碗及玉壺春瓶等典型作品,其造型裝飾與磁州窯非常接近。 花草、魚紋​​是磁州窯常見的裝飾題材,在構圖形式上,磁州窯大量採取連續連綴、對稱的方法,這些內容在圖二、圖四、圖六上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而在13 -15世紀的泰國陶瓷器物上(圖三、圖五、圖七),同樣裝飾此類紋飾,也同樣採取連續連綴、對稱的構圖形式。 裝飾在碗、盤類器物上的魚紋、花草紋等,也都採用沒骨畫法。 磁州窯和泰國古陶瓷由於胎中雜質多,所以普遍採取先在胎上施化妝土,再進行彩繪,然後施釉燒成的工藝技術。 如此近同的裝飾方法和工藝技法,證明磁州窯與泰國古陶瓷之間存在著很深的淵源關係,其關聯性是顯而易見的。
三.中國外銷瓷器在泰國的發現
根據楊永曦先生的考證,在泰國南部臨近暹羅灣的北大年、宋卡和洛坤到素叻他尼府都發現大量的中國古陶瓷器物。 僅8世紀至20世紀初,就有青瓷,釉下彩瓷、三彩瓷、白瓷、黑瓷、影青、青花、彩瓷等眾多窯口產品,尤以唐宋以後元明清時期為多(楊永曦:《中國古陶瓷對泰國陶瓷的影響》,《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八輯,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199頁)。 泰國國家博物館就藏有越窯、長沙窯、龍泉窯和景德鎮等窯口的器物。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泰國發現的中國古陶瓷中竟然沒有磁州窯的器物(圖一)。 沒有中國磁州窯的外銷瓷出土,卻有與磁州窯風格近同的“宋卡洛”(宋卡洛即宋加洛,為Sangkhalok 不同的譯音,除此之外還有其它的相近譯音)瓷器與中國瓷器伴出。 令人費解之餘,更加深了人們對磁州窯與“宋卡洛”瓷器之間關聯性的思考。 而 有關文獻資料,特別是楊永曦先生“據日本學者三木榮民研究(宋胡祿圖鑑序言)和徵引古文獻記載:到公元14世紀的元代,素可泰國王藍摩甘亨王為發展泰國陶 瓷業,利用到北京進謁元朝皇帝的機會,歸途經磁州窯時,又招聘了中國匠師到素可泰開窯傳藝,使泰國陶瓷業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的結論,姑且不論細節如 何,此結論則反映了磁州窯與泰國古陶瓷的密切聯繫。
上述現象表明,磁州窯與泰國古陶瓷之間的關聯性已非一般而言了。 泰國沒有發現磁州窯的出土器物,陶瓷燒造也沒有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幾乎是一夜之間生產出與磁州窯近同的“宋卡洛”器物。 按照文化傳播的理論,次級傳播即通過第三者傳播的可能性就基本排除了,這就意味著極大的可能是基本傳播即磁州窯“匠師到素可泰開窯傳藝,使泰國陶瓷業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然而,僅僅據此得出結論仍然顯得論證不足,我們仍須進一步展開探究。
四。 有關歷史地理資料
我國今天與泰國並不接壤,這是歷史地理髮展變化的結果。 但在歷史上,中泰兩國存在著密切的人緣和地緣關係。 就人緣而言,不管當今民族學研究有多少種說法,但都是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討論中泰民族之間歷史淵源的。 泰國華僑棠花先生《泰國古今史》載:“泰族發祥於中國的西南,雲南,四川等地……泰族南遷於泰地北域,似在唐代。”([泰]棠花:《泰國古今史》,泰華文協泰國研究組,1982年,第6-7頁)便為其中一說。 棠 花先生“由佛歷二四七四(公元1931)年,弱冠時進入泰華報界服務達50年,出版了中泰文著作共約30部,由暹羅國志開端而至泰華大辭典,就中仍以這一 部泰國古今史最為滿意。”由此書序言可知,棠花先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資深報人,雖不能排除個別錯誤,但其著述應當具有基本的嚴肅性和一定的可信度。 這一點在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得到了印證。
據 《泰國古今史》載:“坤是因他拉特創立素可泰皇朝後中國方面即以暹國稱此泰族新建的國家,惟皇在位約十餘年中,未正式與中國發生外交關係,因此時期,宋祚 已終,元朝統治中國的初期,料為未暇兼顧之故。……八百大甸,屬八百媳婦,八百媳婦泰名蘭那泰。文獻通考載其國,元代與中國頗有通好,及元廷亦曾派兵攻八 百媳婦,後因和議成而罷兵。”(《泰國古今史》第7-8頁)
如圖八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年)金、南宋時期全圖(局部,本文圖八至圖十一均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顯示,中泰疆域沿湄公河基本接壤。
如圖九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金、南宋時期全圖(局部)顯示,66年後,南​​宋疆域向南擴展,今泰國北方地區時屬南宋王朝。
如圖十元至順元年(1330年)元時期全圖·雲南行省(局部)顯示,122年後,元代南部疆域擴展,八百(清邁)在元朝雲南行省版圖。
如圖十一明宣德八年(1433年)明時期全圖(局部)顯示,103年後,泰國疆域向北擴展,北方地區極小部分在明朝疆域。
根據圖八至圖十一所示,在南宋紹興十二年至明宣德八年的291年間,至遲也在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之後,中泰兩國疆域處於錯綜交織狀態。 對照《泰國古今史》與《中國歷史地圖集》,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人緣關聯。 宋元之際創立的素可泰王朝,其主體為南遷之泰族,與中國發生密切聯繫是自然而然的。
2.地緣關聯。 中國和素可泰王朝之間的直接交流自元代開始,特別是“元廷亦曾派兵攻八百媳婦,後因和議成而罷兵”後,元朝在南宋基礎上進一步向南擴展,八百媳婦即泰國北部地區可能因此融入元朝疆域。
3.泰國北部的窯場——清邁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兩處窯址,南宋時可能在兩國交界近處;到了元代,則屬中國疆域。
4.根據以上資料,今天泰國清邁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兩處窯址,由於元代時屬中國疆域,所以此兩處窯業產品應該屬於中國元代陶瓷的範疇。 為尊重現實存在狀態,此兩處窯業產品也可以一併列入泰國古陶瓷的範疇。
5.素可泰王朝時期的陶瓷通稱“宋加洛瓷器”,而清邁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兩處窯業較長時間地處中國疆域。 由於素可泰王朝與中國極為密切的人緣及錯綜交織的地緣關係,所以素可泰王朝時期的陶瓷源本當在中國。
此外,《泰國古今史》載:素可泰王朝英氣勃勃、勵精圖治的第三位君主坤南甘杏大帝,在位四十年中,與元廷發生關係至密切。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金冊詣京師,此為坤南甘杏在位的第十五年,為泰族在泰土立國後,首次的遣使通中國的記錄。 元貞元年(1296年)進金字表。 以後還有大德元年(1296年)、大德四年(1300年)及延佑元年(1314年)等入貢記錄。 (《泰國古今史》第9-10頁)
“坤南甘杏在位期間,中國文物逐漸輸入泰,元廷曾遣製陶瓷器匠來泰,在宋膠洛設窯製造陶瓷器,今此遺物,稱宋甲洛陶瓷,為泰國著名古物,保藏於國家博物院甚夥。”(《泰國古今史》第9頁)此處“元廷曾遣製陶瓷器匠來泰”,可能是素可泰王朝遣使入貢的成果之一。 若非有所請求,則不會有“元廷遣製陶瓷器匠來泰”的結果。
根 據以上分析和文獻資料的相互印證,磁州窯對泰國古陶瓷的影響是直接的,也就是“元廷曾遣製陶瓷器匠來泰,在宋膠洛設窯製造陶瓷器。”其具體時間應該在坤南 甘杏在位的第15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首次遣使上金冊到坤南甘杏去世(佛歷1860, 元延佑四年/1317年)的25年間。
聯 繫前述文獻中,分別提及“泰國(暹羅)拉麻卡曼國王曾於1294-1300年(元至元三十一年至大德四年)兩次訪問元大都”、“元大德年間,泰國國王到元 大都拜見元成宗”和“到公元14世紀的元代,素可泰國王藍摩甘亨王為發展泰國陶瓷業,到北京進謁元朝皇帝”等,這是“歷史公案”的中心環節。 其實此處所提及的國王就是素可泰皇朝第三位君主坤南甘杏(Rama Khamheng,有數種音譯漢字,在位年期佛歷1820-1860年即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延佑四年/1317年),磁州窯與泰國古陶瓷之間的密切關聯,就是這位大帝成就的。 但據棠花先生考據,這位素可泰王朝的大帝未曾訪問中國(《泰國古今史》第9頁),黎道綱先生的著述也支持這一結論([泰]黎道綱:《泰國古代史地從考》,中華書局,2005.年,第218頁)。
五。 結語
通過對有關文獻資料、考古發現分析解讀,以及磁州窯與泰國古代陶瓷的比對研究,發現磁州窯與泰國古陶瓷之間存在密切關聯,這種關聯與中泰有關歷史地理資料得到了互相印證。 據 此,磁州窯與泰國古陶瓷的“歷史公案”初步解析的結果即磁州窯與泰國古陶瓷之間的關聯可以如是表述:在泰國素可泰王朝蘭甘亨(據《泰國》的音譯,應屬中國 官方的標準譯音,見田禾周方冶:《泰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4頁)國王在位的第十五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到其去世(元延佑 四年/1317年)的25年間,應其遣使所請,元朝派遣磁州窯匠師來泰,在宋家洛設窯製造陶瓷器,今此遺物,稱宋家洛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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