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軍
長沙窯是唐代著名陶瓷窯口，其窯址位於今長沙市望城縣銅官鎮附近。 長沙窯以燒造日用陶瓷為主，其產品不僅在國內有廣泛的市場，而且通過“海上陶瓷之路”遠銷海外。 雖然長沙窯不見於文獻明確記載，但大量事實證明了其在我國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 長沙窯的產品以釉下彩和詩文題記裝飾為世人所嘆，其中在瓷器上書寫詩文題記更是中國陶瓷史上的首創之舉。 在這些詩文題記中，常見的多是詩詞和諺語，除此之外，還有少部分廣告以及功能用語，其中就有數件直接標註了“茶”等字樣，這明確的告訴人們它的茶具功能。
根據已公佈的長沙窯瓷來看，在瓷上書寫含有“茶”字的器形主要有壺、碗、盒等，文字內容也不盡相同，其具體的形態及文字如下：
青釉褐彩題“荼埦”瓷碗，高4厘米，口徑13.5厘米。 口微斂，唇部尖圓，唇沿較厚，斷面呈圓弧形，腹圓收，玉璧底。 碗心書寫“荼埦”兩字，“荼”即今“茶”，《說文》：“荼，苦茶也”。 “埦”即碗，從土旁。 1953年在藍岸嘴窯址出土，現收藏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圖一)
圖一
青釉褐綠彩“荼盞子”瓷碗，高6.4厘米，口徑20厘米。 碗口沿施有四塊褐斑，碗心用褐綠彩書寫“荼盞子”三字，字旁繪有祥云三朵。 1998年在印尼“黑石號”沉船中發現。 現收藏於新加坡聖淘沙機構。 (圖二)
圖二
青釉褐彩題“嶽麓寺茶埦”瓷碗，高4.8厘米，口徑13.5厘米。 侈口，唇尖圓，腹斜收，玉璧底，碗心折平。 碗心以褐彩書寫“嶽麓寺茶埦”五字，碗底書“張惜永充供養”六字，這可能是一位施主供獻給麓山寺的僧人們飲茶的，也許是成批燒製的產品。 窯址出土。 現收藏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釉褐彩題“大荼合”瓷盒，高3.5厘米，直徑9.7厘米。 盒呈扁圓體，直腹，蓋面四道弦紋呈台階狀遞升，上面以釉下褐彩書寫“大荼合”三字，外罩青釉。 現收藏於華菱石渚博物館。 (圖三)
圖三
青釉褐綠彩題“鎮國荼瓶”瓷壺，高18.8厘米，口徑9.2厘米，底徑10厘米。 喇叭口，直頸，溜肩，瓜棱腹，多棱柱短流，平底。 通體施青釉不及底，彩釉部分脫落。 流下以褐彩書寫“鎮國荼瓶”四字，字兩旁以綠彩繪花卉紋。 現收藏於華菱石渚博物館。 (圖四)
圖四
青釉褐彩題“張家茶坊三文壹平”瓷壺，高18.5厘米，口徑7.8厘米，底徑10.5厘米。 喇叭口，直頸，圓肩，瓜棱形腹，多棱柱短流，平底假圈足。 通體施青釉不及底，流下用褐彩書“張家茶坊三文壹平”八字。 私人收藏。
青釉題“老導家茶社瓶”瓷壺，盤口，腹部圓鼓，肩上有一短流，施青釉不及底。 壺底墨書“老導家茶社瓶，七月一日買，壹”，陝西省西安市唐太和三年王明哲墓出土。 此壺為唯一一件出自於墓葬的茶具，有確切的紀年，可作為長沙窯茶具的參考器。 對於“茶社瓶”之“社”字，可以作兩種理解。 第一。 古時有春社、秋社，社日人們各以社糕、社飯、社酒等相互貴送，用為供養此“茶社瓶”或為社日裝茶請客供養之用物。 第二，古時志趣相投者往往聚會結社。 《都城紀勝》記載南京臨安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 唐代飲茶之風興盛，或亦有某種“茶會”、“茶社”之團體，而“社”中所用之茶瓶，或可稱為“茶社瓶”。
以 上七件長沙窯瓷上所書寫的文字均直截了當的揭示了器物的功能，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瓷器上的文字未直接註明是茶具，但是通過文字內容和其他裝飾亦可推斷其作 為茶具的屬性，較為典型的當屬長沙市博物館藏的青釉褐彩題詞摩羯紋瓷壺(圖五)，壺殘高21.5厘米，底徑12.3厘米。 口、頸殘，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流的下方以褐綠彩繪一隻摩羯，其從波濤中騰躍而出，摩羯右上方彩繪祥雲一朵，雲下方以褐彩書“此是飲瓶，不得別用”八字。 從這八個字可以得知它的功用比較單一，一般不混合使用。 由於瓷壺上飾有佛教文化因素的摩羯紋飾，因此其作為茶具更為貼切。
圖五
長
沙窯瓷中除了以上八件通過文字直接或間接標明屬於茶具的碗、壺、盒外，還有很多產品的功能是屬於茶具的，比如茶鐺、茶銚、茶碾子、擂缽等，其中前兩個作烹
煮用，茶碾子則包括碾槽和碾輪，用於煎茶之前，將茶餅、茶團碾碎，擂缽則是用以擂茶或搓揉姜類作料，這是因為唐代好吃鹽薑茶，這些都表明長沙窯曾經有規模
的生產茶具。 鑑
於此，上海博物館的陸明華在《長沙窯有關問題研究》一文中曾提出長沙窯“似乎在一度是一個以生產茶具為主要品種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窯場”，並認為長沙窯的興
起“與唐代及以後較長時間內飲茶風氣的盛行有密切關係，如果沒有這種風靡一時的飲茶風尚，長沙窯的產品不會有如此大規模的生產，以至名揚四海並遠播國外”
。
從長沙窯生產的瓷器及所書寫的題記內容來看，其所生產的瓷器不僅從器形上有很多是具有茶具功能的，更重要的是某些器物上直接或間接以題記註明茶具的屬性，這是長沙窯曾經大量生產茶具的佐證，而其能夠大規模生產茶具，最終歸咎於飲茶之風在唐代的興起，尤其是唐代晚期。
唐代人喜愛飲茶，飲茶已經成為唐代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陸羽的《茶經》寫到“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封演所著《封氏聞見記》更是寫有“茶之為飲……盛於國朝”，這裡的國朝即指唐朝。 唐代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中記載了一段歷史，安史之亂時，叛軍圍睢陽城，儘管城中食物缺乏，但百姓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對茶的沉溺之深可見一斑。 百姓喜好飲茶，王公貴族更是如此。 有唐一代，宮廷每年都要舉行大規模的“清明茶宴”，皇帝禮待群臣，以茶事展現大唐雄風，這些都是唐代盛行茶事的具象表現。
唐代飲茶之風的興盛，不僅帶動了長沙窯大規模的生產茶具，實際上越窯、婺州窯、岳州窯等其餘唐代窯址都是加工茶具的陶瓷窯場，並且每個窯場所生產的茶具對茶色的表現也有差距。 這 一點在陸羽的《茶經·四之器》中就有記載，書中寫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以邢瓷類銀，則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 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則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茶經》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地總結唐代及唐代以前有關茶事的綜合性 茶葉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書，更是唐代茶文化大發展的縮影。 雖然在《茶經》一書中，我們沒有見到有關長沙窯的記載，但毋庸置疑的是，長沙窯是唐代晚期生產茶具的重要窯場之一，這其中除了與飲茶之風在唐代盛行之外，還與唐末五代湖南地區盛產茶葉有關。
唐代是我國茶葉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此之前，茶葉的種植偏於一偶，主要集中與西南地區，而到了唐代，則發展到全國多地，遍及現在的兩湖、兩廣等13個省區，這其中兩湖地區一直是茶葉的主產地之一，尤其是湖南地區，這在李肇《國史補》中就有相應的記載。 五代時，茶葉成為馬楚政權的經濟支柱之一，楚“於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 後漢末三司軍將路昌祚至湖南市茶，被俘至金陵，後楚按路昌祚損失綱運之數賠償，給茗萬八千斤。 馬殷每年還向中原朝廷貢茶數万斤，可見湖南地區茶葉產量之大。 茶葉作為湖南地區的主產物之一，在民間有廣泛的普及性，而相應的飲茶之風則會更為突出，這便是長沙窯燒造茶具最直接的客觀原因。
作為重要產茶區，湖南的飲茶非常風盛，茶葉加工、衝煮方法也較其他地區先進。 湖南詩人李群玉《龍山人惠石禀方及團茶》中記載“碾成黃金粉，輕嫩如松花”等，通過詩名可知，在其所生活的時代湖南茶農已將茶葉蒸焙後加工成團茶，而團茶在飲用時必須先加熱，搗碎碾成茶末，其工具便是茶碾，這在長沙窯瓷器中具有一定數量的存在。 隨著茶葉加工方法的改變，飲茶方法也大為不同。 晚唐時期，社會所流行的飲茶方法與之前猶如喝蔬菜湯狀的截然不同，在閒情逸致的文人和僧侶之間流行煮茶法，而一般民眾飲茶則更接近於點茶法，“即將團茶碾碎，置碗中，再以不老不嫩的滾水沖進去。”後以“茶筅”充分攪拌，形成乳狀茶液。 在 將茶葉置於碗中後，人們多以湯瓶(即茶壺)向碗中註湯，碗與湯瓶緊密結合，相得益彰，本文列舉的帶有“荼埦”、“鎮國荼瓶”等題記的長沙窯瓷雖然不是同一 地點出土，但是與文獻記載的很是貼切，這便是最好的例證，其中王明哲墓出土的書有“老導家茶社瓶，七月一日買，壹”的瓷壺從文字可看出是作為湯瓶使用的， 且如宋伯胤先生所說：“可以將它作為鑑別有唐一代茶瓶的標準器”。
長沙窯能夠大規模地燒造茶具，有賴於唐代興盛的飲茶之風以及湖南本地盛產茶葉兩個主要方面，而飲茶之風的興起則與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 首 先，統治階層減徭役興農事，使茶有可能成為大規模種植的農作物，並自由交換，促進了茶業的旺盛，這為飲茶習俗在全國擴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其次，安史之亂之 後，國家實行的稅酒政策使酒的價格有所提高，社會購買力進而下降，而茶葉價格便宜，但又能提神、明目，因此得到廣大消費者的喜愛；再次，飲茶習俗在唐代的 興盛與佛教的傳播有著密切的關係。 茶給人寧靜、高雅的感覺，給人以智慧和理性，從而起到心靈鎮靜劑的作用，有助於陶怡情操、摒棄雜念、修煉身心，這非常符合佛教“內省修行”的理想。 除了與佛教的思想相吻合外，其對人的身體也是健康有益。 佛教講究坐禪，坐時要專註一境，時間長了必定會非常疲憊，午後不食的戒規又會導致飢餓，而茶恰有提神益思、清心靜欲、生津止渴、祛除疲勞、延年益壽的功效，“荼味苦，飲之使人益思、少臥、輕身、明目”，因此為佛教所推崇。 窯址出土的“嶽麓寺茶埦”則是例證之一，碗底書“張惜永充供養”六字明確地告訴世人其用於供奉僧人飲茶的目的；最後，唐詩的盛行為飲茶習俗的推廣也帶來外部環境。 唐 代是詩的時代，詩人愛茶，“或飲茶一盞，或吟詩一章”，這樣的隨性造就了大量的茶詩，其包括了所有與茶有關、涉及茶事之詩，李斌城在《唐人與茶》中對此做 了劃分時代的統計，其中唐玄宗開元末至唐憲宗元和末吟寫茶詩成風，共有58人寫了1458首，而唐穆宗至唐代滅亡這段時期寫茶詩之風更加昌盛，共計55人 寫有233首之多。 茶詩在社會上的盛行，給飲茶之風的流行造就了極佳的推廣載體。
正 是由於這些諸多因素的影響，飲茶之風才能在唐代風湧而起，而一向最喜好追逐時代潮流的長沙窯為了能夠搭上這股強勁的“飲茶風”，於是便將目光轉向了燒造茶 具上，窯工們不僅只是簡單的燒造茶碗、湯瓶等，而是將碾碎、蒸煮茶葉的碾槽、碾輪、茶鼎等一併燒製，這為飲茶之風的推廣提供了實物基礎，使人們不至於為了 飲茶而去專業的茶社或茶館，這實為窯工們高超的營銷方略。
唐代是茶文化大發展的時期，人們飲茶之風，到了“比屋皆飲，舉國之飲”的地步。 在飲茶之風的推動下，唐代茶具其需求量急劇增加，因此才出現了《茶經》中所列舉到的諸窯茶具的情況。 雖然長沙窯並沒被陸羽列入《茶經》之中，但是由於其身處產茶重地，並且能夠緊跟社會潮流，因此大量生產茶具，這是長沙窯走商品化道路的最佳寫真。
長沙窯是唐代著名陶瓷窯口，其窯址位於今長沙市望城縣銅官鎮附近。 長沙窯以燒造日用陶瓷為主，其產品不僅在國內有廣泛的市場，而且通過“海上陶瓷之路”遠銷海外。 雖然長沙窯不見於文獻明確記載，但大量事實證明了其在我國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 長沙窯的產品以釉下彩和詩文題記裝飾為世人所嘆，其中在瓷器上書寫詩文題記更是中國陶瓷史上的首創之舉。 在這些詩文題記中，常見的多是詩詞和諺語，除此之外，還有少部分廣告以及功能用語，其中就有數件直接標註了“茶”等字樣，這明確的告訴人們它的茶具功能。
根據已公佈的長沙窯瓷來看，在瓷上書寫含有“茶”字的器形主要有壺、碗、盒等，文字內容也不盡相同，其具體的形態及文字如下：
青釉褐彩題“荼埦”瓷碗，高4厘米，口徑13.5厘米。 口微斂，唇部尖圓，唇沿較厚，斷面呈圓弧形，腹圓收，玉璧底。 碗心書寫“荼埦”兩字，“荼”即今“茶”，《說文》：“荼，苦茶也”。 “埦”即碗，從土旁。 1953年在藍岸嘴窯址出土，現收藏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圖一)
圖一 圖二 青釉褐彩題“大荼合”瓷盒，高3.5厘米，直徑9.7厘米。 盒呈扁圓體，直腹，蓋面四道弦紋呈台階狀遞升，上面以釉下褐彩書寫“大荼合”三字，外罩青釉。 現收藏於華菱石渚博物館。 (圖三)
圖三 圖四 青釉題“老導家茶社瓶”瓷壺，盤口，腹部圓鼓，肩上有一短流，施青釉不及底。 壺底墨書“老導家茶社瓶，七月一日買，壹”，陝西省西安市唐太和三年王明哲墓出土。 此壺為唯一一件出自於墓葬的茶具，有確切的紀年，可作為長沙窯茶具的參考器。 對於“茶社瓶”之“社”字，可以作兩種理解。 第一。 古時有春社、秋社，社日人們各以社糕、社飯、社酒等相互貴送，用為供養此“茶社瓶”或為社日裝茶請客供養之用物。 第二，古時志趣相投者往往聚會結社。 《都城紀勝》記載南京臨安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 唐代飲茶之風興盛，或亦有某種“茶會”、“茶社”之團體，而“社”中所用之茶瓶，或可稱為“茶社瓶”。
以 上七件長沙窯瓷上所書寫的文字均直截了當的揭示了器物的功能，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瓷器上的文字未直接註明是茶具，但是通過文字內容和其他裝飾亦可推斷其作 為茶具的屬性，較為典型的當屬長沙市博物館藏的青釉褐彩題詞摩羯紋瓷壺(圖五)，壺殘高21.5厘米，底徑12.3厘米。 口、頸殘，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流的下方以褐綠彩繪一隻摩羯，其從波濤中騰躍而出，摩羯右上方彩繪祥雲一朵，雲下方以褐彩書“此是飲瓶，不得別用”八字。 從這八個字可以得知它的功用比較單一，一般不混合使用。 由於瓷壺上飾有佛教文化因素的摩羯紋飾，因此其作為茶具更為貼切。
圖五 從長沙窯生產的瓷器及所書寫的題記內容來看，其所生產的瓷器不僅從器形上有很多是具有茶具功能的，更重要的是某些器物上直接或間接以題記註明茶具的屬性，這是長沙窯曾經大量生產茶具的佐證，而其能夠大規模生產茶具，最終歸咎於飲茶之風在唐代的興起，尤其是唐代晚期。
唐代人喜愛飲茶，飲茶已經成為唐代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陸羽的《茶經》寫到“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封演所著《封氏聞見記》更是寫有“茶之為飲……盛於國朝”，這裡的國朝即指唐朝。 唐代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中記載了一段歷史，安史之亂時，叛軍圍睢陽城，儘管城中食物缺乏，但百姓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對茶的沉溺之深可見一斑。 百姓喜好飲茶，王公貴族更是如此。 有唐一代，宮廷每年都要舉行大規模的“清明茶宴”，皇帝禮待群臣，以茶事展現大唐雄風，這些都是唐代盛行茶事的具象表現。
唐代飲茶之風的興盛，不僅帶動了長沙窯大規模的生產茶具，實際上越窯、婺州窯、岳州窯等其餘唐代窯址都是加工茶具的陶瓷窯場，並且每個窯場所生產的茶具對茶色的表現也有差距。 這 一點在陸羽的《茶經·四之器》中就有記載，書中寫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以邢瓷類銀，則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 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則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茶經》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地總結唐代及唐代以前有關茶事的綜合性 茶葉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書，更是唐代茶文化大發展的縮影。 雖然在《茶經》一書中，我們沒有見到有關長沙窯的記載，但毋庸置疑的是，長沙窯是唐代晚期生產茶具的重要窯場之一，這其中除了與飲茶之風在唐代盛行之外，還與唐末五代湖南地區盛產茶葉有關。
唐代是我國茶葉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此之前，茶葉的種植偏於一偶，主要集中與西南地區，而到了唐代，則發展到全國多地，遍及現在的兩湖、兩廣等13個省區，這其中兩湖地區一直是茶葉的主產地之一，尤其是湖南地區，這在李肇《國史補》中就有相應的記載。 五代時，茶葉成為馬楚政權的經濟支柱之一，楚“於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 後漢末三司軍將路昌祚至湖南市茶，被俘至金陵，後楚按路昌祚損失綱運之數賠償，給茗萬八千斤。 馬殷每年還向中原朝廷貢茶數万斤，可見湖南地區茶葉產量之大。 茶葉作為湖南地區的主產物之一，在民間有廣泛的普及性，而相應的飲茶之風則會更為突出，這便是長沙窯燒造茶具最直接的客觀原因。
作為重要產茶區，湖南的飲茶非常風盛，茶葉加工、衝煮方法也較其他地區先進。 湖南詩人李群玉《龍山人惠石禀方及團茶》中記載“碾成黃金粉，輕嫩如松花”等，通過詩名可知，在其所生活的時代湖南茶農已將茶葉蒸焙後加工成團茶，而團茶在飲用時必須先加熱，搗碎碾成茶末，其工具便是茶碾，這在長沙窯瓷器中具有一定數量的存在。 隨著茶葉加工方法的改變，飲茶方法也大為不同。 晚唐時期，社會所流行的飲茶方法與之前猶如喝蔬菜湯狀的截然不同，在閒情逸致的文人和僧侶之間流行煮茶法，而一般民眾飲茶則更接近於點茶法，“即將團茶碾碎，置碗中，再以不老不嫩的滾水沖進去。”後以“茶筅”充分攪拌，形成乳狀茶液。 在 將茶葉置於碗中後，人們多以湯瓶(即茶壺)向碗中註湯，碗與湯瓶緊密結合，相得益彰，本文列舉的帶有“荼埦”、“鎮國荼瓶”等題記的長沙窯瓷雖然不是同一 地點出土，但是與文獻記載的很是貼切，這便是最好的例證，其中王明哲墓出土的書有“老導家茶社瓶，七月一日買，壹”的瓷壺從文字可看出是作為湯瓶使用的， 且如宋伯胤先生所說：“可以將它作為鑑別有唐一代茶瓶的標準器”。
長沙窯能夠大規模地燒造茶具，有賴於唐代興盛的飲茶之風以及湖南本地盛產茶葉兩個主要方面，而飲茶之風的興起則與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 首 先，統治階層減徭役興農事，使茶有可能成為大規模種植的農作物，並自由交換，促進了茶業的旺盛，這為飲茶習俗在全國擴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其次，安史之亂之 後，國家實行的稅酒政策使酒的價格有所提高，社會購買力進而下降，而茶葉價格便宜，但又能提神、明目，因此得到廣大消費者的喜愛；再次，飲茶習俗在唐代的 興盛與佛教的傳播有著密切的關係。 茶給人寧靜、高雅的感覺，給人以智慧和理性，從而起到心靈鎮靜劑的作用，有助於陶怡情操、摒棄雜念、修煉身心，這非常符合佛教“內省修行”的理想。 除了與佛教的思想相吻合外，其對人的身體也是健康有益。 佛教講究坐禪，坐時要專註一境，時間長了必定會非常疲憊，午後不食的戒規又會導致飢餓，而茶恰有提神益思、清心靜欲、生津止渴、祛除疲勞、延年益壽的功效，“荼味苦，飲之使人益思、少臥、輕身、明目”，因此為佛教所推崇。 窯址出土的“嶽麓寺茶埦”則是例證之一，碗底書“張惜永充供養”六字明確地告訴世人其用於供奉僧人飲茶的目的；最後，唐詩的盛行為飲茶習俗的推廣也帶來外部環境。 唐 代是詩的時代，詩人愛茶，“或飲茶一盞，或吟詩一章”，這樣的隨性造就了大量的茶詩，其包括了所有與茶有關、涉及茶事之詩，李斌城在《唐人與茶》中對此做 了劃分時代的統計，其中唐玄宗開元末至唐憲宗元和末吟寫茶詩成風，共有58人寫了1458首，而唐穆宗至唐代滅亡這段時期寫茶詩之風更加昌盛，共計55人 寫有233首之多。 茶詩在社會上的盛行，給飲茶之風的流行造就了極佳的推廣載體。
正 是由於這些諸多因素的影響，飲茶之風才能在唐代風湧而起，而一向最喜好追逐時代潮流的長沙窯為了能夠搭上這股強勁的“飲茶風”，於是便將目光轉向了燒造茶 具上，窯工們不僅只是簡單的燒造茶碗、湯瓶等，而是將碾碎、蒸煮茶葉的碾槽、碾輪、茶鼎等一併燒製，這為飲茶之風的推廣提供了實物基礎，使人們不至於為了 飲茶而去專業的茶社或茶館，這實為窯工們高超的營銷方略。
唐代是茶文化大發展的時期，人們飲茶之風，到了“比屋皆飲，舉國之飲”的地步。 在飲茶之風的推動下，唐代茶具其需求量急劇增加，因此才出現了《茶經》中所列舉到的諸窯茶具的情況。 雖然長沙窯並沒被陸羽列入《茶經》之中，但是由於其身處產茶重地，並且能夠緊跟社會潮流，因此大量生產茶具，這是長沙窯走商品化道路的最佳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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