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鑑定以紙為重要依據
古代書畫:縮量增質 “古代書畫,是一個略顯沉重的話題,我們無人可以忽略古代書畫的美好,甚至我們也集體強調進入古代書畫的收藏是一種更高級更深刻的領域。可是,事實擺在眼前,市場交易量日益萎縮。”中國嘉德[微博]書畫專家郭彤[微博]的這番話,無疑道出了目前古代書畫市場的一種現象。
香港佳士得[微博]書畫部專家遊世勳近日表示,在古代書畫中,流傳有序的藏品,或者是沒有曝過光的藏品,特別受到市場的追逐,所以這個是蠻有趣,而且蠻重要的一個方向。 在今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來自敬修堂藏中國書畫珍藏的明代周臣的《長江万裡圖》是一幅逾20米長的畫作,就屬於這樣的一種拍品。 此外,北京匡時[微博]今春古代書畫部分推出“抗希齋遺珍”專題,其中沈周、文嘉、陸治、項元汴、陳洪綬等十七件名家扇畫作品。 保利春拍徵集到“小万柳堂”所藏扇面冊,不僅包括明代“吳門四家”,還有董其昌、王鐸、傅山、張瑞圖等人的泥金書畫扇面精品力作。
近現代書畫:精中取精
在這兩年的拍賣市場上,許多近現代書畫精品紛紛出現在拍賣市場上,而在今年的春拍中,精品中的精品無疑成為了最大的特點。 在這兩年的拍賣市場上,張大千成為了市場的寵兒,特別是精品的成交價更是令人咋舌,在今年中國嘉德的春拍中,張大千在1963年創作的《潑墨荷花》就是難得一見的精品,特別是其中所蘊含的故事,更令許多藏家覬覦。 “潑墨荷花”這個題材在張大千的繪畫中並不罕見,但這件作品的珍貴之處就在於其是張大千送給吳湖帆的賀壽之物。 吳湖帆的《醜簃日記》中曾記載吳湖帆七十大壽時,張大千曾寄奉“荷花圖”賀壽,這件祝壽之作,正是本幅《潑墨荷花》。
遊世勳表示,好東西的最大特點,就是當你需要用錢的時候它一樣可以變現。 像此次書畫部分封面的徐悲鴻作品,就是很難得的。 徐悲鴻的山水作品非常有趣,因為他的山水作品多多少少都帶有點兒自傳式的敘述方式。
老畫天價頻出老宣紙刀刀破萬
老畫天價頻出,老紙張也值錢了。 “幾乎所有的老紙都火了,古籍專場中的老宣紙拍賣結果令人咋舌,動輒數万元。在北京琉璃廠裡,老紙身價大漲,別提清代民國的宣紙,連上世紀80年代中期生 產的、僅有20多“歲”的宣紙,一刀(即100張)叫價也至少要2萬元左右。而乾隆年間的冰紋蠟箋紙,一張尺寸不過40厘米×60厘米左右,價格就可達數 万元。老紙大熱,除了市場水漲船高外,與其存量稀少、具有鑑定的資料作用也有關。不過,市場人士認為,老紙也是雙刃劍,鑑定書畫光以紙張年代為依據反容易 被誤導。
觀察近年的拍賣市場可發現,老紙高價頻現的時間始於2007—2008年左右,與書畫市場的上漲勢頭基本同步,市場人士認為, 老紙的行情被書畫市場托起。 事實上,老紙一般被列入古籍拍賣專場中,正是因為其具有古籍的紙張美和稀少的特質,特別是箋紙(舊時的信札用紙)更為玩家所追捧。
據悉,目前拍賣市場上可見的老紙多產於清代和民國,年代最早的應該是乾隆紙,而明朝紙極為少見。
上個月,紅星牌宣紙的廣州經銷商程敏收到了一份公司發來的調價單,從4月15日開始,全球的紅星牌宣紙價格集體上調30%。 這已經是近3年來,紅星牌宣紙的第三次漲價,年年的價格漲幅都在30%左右。
但與陳紙相比,新紙的價格漲幅還真不算什麼。 幾年前,一家賣宣紙的老店還在為倉庫裡一堆發黃的舊宣紙發愁,沒想到消息一傳出去,幾十刀(注:一刀100張)倉底貨引來了眾人的哄搶。 在北京,五張丈二宣紙甚至拍出了22.4萬元的高價。 一時間,洛陽紙貴的故事再度重演。
從書畫工具到收藏品,宣紙的此番漲價到底是人為的炒作,還是價值的回歸?
老紙是書畫鑑定重要依據
老紙也是鑑定書畫的重要依據——紙張存在的年代與畫作存在的年代是否吻合,比如有收藏者曾在市場上見到一件“雍正御筆”,其紙張年代卻為乾隆年間,由此就已可判斷該件“御筆”不可能是真跡。
另外,在近現代大名家中,不少畫家如李可染、 傅抱石等都曾長期訂購專門的紙張創作,而張大千、啟功、 唐云、 黎雄才等名家喜歡搜羅老紙作畫,這也是鑑定畫家某個時期作品的重要依據之一。
不過,書畫行家陳俊明認為,由於歷代紙張品種眾多,少有行家能對歷代紙張進行系統的分類,只能憑經驗直觀判斷紙張的年代。 而且,好的老紙並不多見,難以用來作為鑑定資料。
市場存在老紙造假畫現象
“老紙也是雙刃劍”,收藏者胡義成認為,老紙既可能是一件書畫作品的“加分題”,又可能是書畫的“軟肋”。 比如曾經在拍賣市場上出現一件乾隆的畫作,紙張是金粟山經紙,價格比乾隆的普通作品高出一大截,原因就是金粟山經紙是乾隆的御用紙,也是鑑定乾隆親筆的重要依據;大名家如用知名老紙創作,作品價格也能大為提升。
然而,市場上也存在利用老紙造假畫的現象。 老紙的價格不低,對於造假者來說,高價的“高仿品”才有利潤空間,而“高仿”的難度很大,需要造假者的書、畫、印章都非常頂尖,成本更高;而這種造假一般不能“空穴來風”,需要有原作作為對照臨摹。 因此,這種“老紙假畫”不可能多流通於市場中。
“紙張僅僅是鑑定書畫的間接依據”,廣州藝拍牟翔認為,利用老紙造假只能騙過那些過分相信老紙的人,欺騙不了真正的行家,他認為對付“老紙假畫”的方法之一就是判斷墨香是新是舊。 “紙張在鑑定一件書畫作品時並未起決定性作用”,書畫研究員朱萬章強調,鑑定書畫要考慮多方面因素,關鍵還是書畫作品本身的時代風格、個人風格等。
宣紙與墨相結合形成書畫無法複製物質性
鑑定工作者在處理中國書畫真偽問題的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形成了中國書畫經驗鑑定中的“眼學”。 當然,“眼學”並非中國書畫鑑定學,雖然有人力圖將以“眼學”為主體的中國書畫經驗鑑定專業提升到學科層面。 但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經驗積累到建立學科,還需要有更多的學術支撐和更完備的知識結構。 在藝術品科學鑑定的國際大趨勢和注重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國內新形勢的共同影響下,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促進與指導下,中國書畫鑑定由經驗主導階段走向科學發展階段就具有了歷史必然性。 我們利用光學儀器對書畫材質進行檢測時發現,宣紙類中國書畫紙具有指紋一樣獨特的纖維狀態。 於是就對這類書畫紙的微觀狀態並結合墨色、印跡進行了大量的檢測試驗,證實了以下三點。 每一張宣紙類中國書畫紙的任何一處微觀纖維狀態都是唯一的。 人們能複制出同類的紙(即同地點、同年代、同原料、同批產、同方式的書畫紙),但無法複製其纖維結構的微觀狀態。 這種纖維結構狀態的差異性,主要由其特殊的生產工藝所決定。 切割工藝中的切割方式決定了紙漿纖維的長短不一,撈紙工藝中無序組合的紙漿纖維被竹簾撈出水面,各微小纖維都是以偶然狀態凝聚形成紙張。 於是,宣紙類書畫紙在這種生產工藝中就必然形成了纖維結構狀態的處處差異;
第二,墨、色、印跡融合在獨一無二的纖維結構上,其微觀狀態也必然獨一無二。 在微觀視野中,每一幅使用了宣紙類書畫紙原創作品都擁有了獨一無二的紙纖維結構和獨一無二的墨、色、印跡狀態。 這兩個獨一無二的狀態之結合,形成了該作品無法被複製的物質形。
第三,書畫作品的物質形態是由紙、墨、色、印泥等材料結合成的物質結合體。 這些材料往往因歷史變異、品種差異而使其內部物質成分發生變化與差異。 每一種不同物質成分的墨、色、印泥往往都具有不同時空的烙印,都能成為防偽、辨偽的依據。 所以,用光學儀器對書畫原作的物質成分進行定點檢測並取證備案,也具有一定的防偽意義和作用。 中國書畫紙歷史悠久,在造紙工藝、原料成分、品種樣式諸方面,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區別,又隨時代變遷而有所變化,有許多隨時空變化而產生的特徵和規律。 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檢測不同年代、不同種類的書畫紙,捕捉其規律性特徵,是鑑定中國書畫作品的一條科研途徑。 通過大量檢測歷代書畫材質的有關信息,可以掌握各時期書畫材質的共性和特徵。 如果在鑑定工種中發現某書畫的絹、紙、墨、色、印泥以及膠礬等添加劑的材質特徵與作者署名及創作年代信息不相稱,就可判斷作品有問題。 利用科技手段,檢測書畫作品的紙、墨、色、印泥等,並根據各類書畫材質隨時代變遷的歷史痕跡和特徵進行斷代分析,可以成為古代書畫作品辨偽的重要依據。 實踐證明,只要檢測出書畫材質與作者署名、作品年代不符的一項“鐵證”,就可以否定該作品的真品歸屬。 這種通過科技檢測尋找“鐵證”的方法,頗具有學術價值和“實戰”作用,往往是不容置疑的一錘定音的最佳辦法。 但是,科技檢測不是萬能的,這些科技檢測的初步成果更不能解決書畫鑑定中的所有問題。 特別是遇到與古代原作同時期的贗品,以及後來用老紙、老墨等材料製作的高仿品,以科技檢測識別真偽就會倍感困難。 目前,科研人員正在構建書畫材質的時空坐標,它不以朝代為單位劃分,也不是按照以世紀為單位劃分,而是匯集紙、絹、墨、色、印蹟等數條演變脈絡於一線,並根據它們在不同時空所初顯的各種變異特徵設立間距不等的時空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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