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西晉墓出土鎏金銅三歧杖 揚之水先生《曾有西風半點香——敦煌藝術名物叢考》中《立拒舉瓶》一文介紹了“三歧杖”一物，很引人興味。
據《立拒舉瓶》介紹，三歧杖乃是印度的一種日常用具，不過主要是婆羅門修行僧使用。 此器具的原稱為外來語，所以在漢語文獻中出現了繽紛的譯稱。 細緻來講，不同的譯稱指向兩大類功用相同但形態稍異的器具。 如入支、如拒、三奇立拒、三叉立拒，其實就是三根直棍。 使用時，將這三根棍的一端彼此交叉，用繩捆牢，然後讓三棍分岔開來，形成一個三角架，足以支立在地上。 印度婆羅門修行或遊學訪道之時，漂泊無定，為了遵守保持潔淨的戒律，便將這套設備隨身攜帶。 大便後，將三叉立拒戳在地面，再將水瓶吊在棍間，可以從容仔細地滌身、洗手。
這 種器具另有一種譯稱“三拒木”、“三歧杖”，在形態上與三叉立拒有所不同：“可長二尺許，一頭如橛，一頭有三股。股長三二寸，隨身道具，用承水瓶。案西國 淨行婆羅門皆共遵奉圍陀戒行，每持瓶洗淨，滌除形穢，以此三拒木插於地，於歧上橫安水瓶，令涓涓自承以洗手也。彼國學士遊方訪道者持三歧木、瓶、缽隨身 也。”三歧杖是成型的器物，頂頭為“橛”即固定的栓柱，下面有三條支腿，其實就是個三角架。 遊方在外的婆羅門需“滌除形穢”之時，把這個三角架立在地上，再將水瓶橫向地吊在架下，便可很容易地讓瓶中水滴下細流，供人洗手。
揚文指出，佛經總是提及，“外道”即佛教之外的其他教派的信徒才會使用三歧杖與三叉立拒。 於是，犍陀羅佛教藝術中常以此物作為外道所持的標誌性器具。 文章中舉的例子則為兩幅《涅槃圖》，其中出現的是三叉立拒，即三根木棍用繩綁在一起。 揚文並認為，因為“六師外道”沒有東傳，所以三叉立拒這一犍陀羅佛教藝術中會出現的圖像細節在中土佛教藝術中也“歸於消失”。
不過，可注意的是，當佛教傳入中國之際，三歧杖的實物倒是來到了中國。 至少，晉代墓葬出土物中發現了與三歧杖形態一致的金屬架。 最典型為河南洛陽新安縣通用水泥除塵設備廠西晉墓出土的一副鎏金銅架，此三角架創意精巧，三條纖秀支腿帶有獸蹄形足，頂端配一個圓形台板，台板周邊有三組卡銷，將支腿的端頭嵌合在內，並以細釘固定。 精彩的是支腿分為上下兩節，以卯軸相銜接，當初想必可以憑藉這一卯軸結構將支腿加以折疊！ 同樣考慮周到的是，在支腿上部，腿與腿之間以一條銅鏈相連，這樣，將三角架立在地面之時，支腿之間會受到銅鏈牽拉，於是銅鏈的長度就是支腿彼此分岔的最大距離，這就保證了三角架的穩定與高度。 三條支腿的外側各設一個彎鉤，顯示此架的用途在於掛物。 必須注意的一點還有，頂部圓盤當中榫入一個小銅坐像，該像的身軀帶有漢晉本土藝術的特點，但面相與頭髻卻呈現佛像的風貌，因此這是一尊小佛像。
這一銅架正與三歧杖的樣式一致，如果定名其為“三歧杖”應當不錯。 不過三歧杖傳入中土之後的功能卻令人費解。 從文獻可知，古印度極注重衛生，唐僧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有“便利之事”一節專講大便後先洗身再洗手的細緻程序與方法。 三歧杖原本用於“每持瓶洗淨，滌除形穢”，即懸掛大便之後淨身淨手時所需的水瓶。 那麼，傳入中土之後的三歧杖是否仍然繼續這一角色？
新安西晉墓出土鎏金銅三歧杖華美精緻，顯然為上層人士專用。 支腿上伸出曲鉤，可用於掛物，但兩個曲鉤成仰弧狀，一個曲鉤卻為俯弧狀，如此設置的目的為何，今日已難明其意。 另外，江蘇南京仙鶴棺東晉墓中出土一副已散架的銅鎏金三歧杖，與新安西晉墓出土三歧杖在樣式上非常接近，只是支腿不帶卯軸，故而不能折疊；支腿上部沒有曲鉤，只有一個細眼。 這副三歧杖是隨葬在一位女子的棺中，很難想像女性會以如廁用具作為近身的陪葬品。 由此看來，三歧杖傳入中土後，並未繼續作為便後盥洗設施的使命。
學者們推測此器可能是作為鏡架使用(王志高、周裕興、華國榮：《南京仙鶴棺東晉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認識》，《文物》2001年3月，86、88頁)。 可驚的是，敦煌莫高窟12窟南壁晚唐壁畫中繪有婚禮場面，展示新郎、新娘一起面對圓鏡展拜的環節，竟拿三根大棍綁在一起，全然同於三叉立拒的形式，圓鏡就綁在三棍綁結的交叉點上。 由此線索來看，也許三歧杖傳入中土之後真的被轉用做鏡架。 然而，從出土晉代三歧杖來看，似乎用於掛鏡並不方便。
新安西晉墓出土三歧杖高73厘米，仙鶴棺東晉墓出土三歧杖高78.8厘米，置於坐席上或矮坐具上，高度倒也相宜。 兩件三歧杖均為活動式，使用時撐開，不用時則可以將三個支腿併攏在一起加以收貯。 新安墓出土三歧杖不僅能夠三腿併攏，每個支腿還都可以從當中反折向上，是名副其實的折疊三角架。 顯然，三歧木傳入中土之後，依然是一種易於四處攜帶的輕便支架，收放自如、掛物方便，當得起“居家旅行必備”這一讚語。 不過，此種三腳架傳入之後所擔任的具體工作，還有待進一步澄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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