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工藝家具》雜誌
中國古代髹漆家具簡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下)
——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時期
文、圖/鄭克峰
兩晉時期,在髹漆裝飾方面,製作工藝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主要概括就是斑漆塗飾、綠沉漆塗飾、木板漆畫以及金銀的參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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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克峰,美輪運輸公司總經理,個人及公司從事中國古代家具收藏與研究約20餘年,並在北京成立北京美輪博物館,收藏家具以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髹漆家具為主。
現在我們來重點研究一下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公元220年~589年)經歷約近400年跨度內中國髹漆家具與起居文化的發展。 總體而言,在中國漆器的發展歷史上,在漢末到兩晉時期承繼著秦漢的餘輝,仍有過很高的水平與短暫的輝煌,卻不無避免地,隨即表現出明顯的頹勢。
戰亂中高式坐具傳入中原
兩漢之後,經約50餘年西晉短暫的統一,中國封建王朝第一次被迫由北方南下在長江流域的南京建都,從而形成了南方的東晉與北方以蠻族為主之五胡十六國的對峙,並延續了逾300餘年。 在彼此並不疏遠的人員遷徙及頻繁接觸與戰爭中,中國的傳統文化遭受了強烈的衝擊並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科技、文學、藝術等諸方面亦達到了空前的繁榮。
這個中國民族大融合時期,實亦為中國古代家具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過渡時期,凳、扶手椅等原本游牧民族或西亞及古印度的高式坐具,由此時傳入中原,即西方高大的形制與中式的榫(sǔn)卯結構開始相互融合。 席地而坐的傳統生活方式尚未完全改變,而垂足而坐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在這高式家具與矮式家具並存的時期,總體來說,南方低矮家具仍占主導地位,而北方部分地區的椅、凳等高式家具已開始漸露頭角,臥具類別的家具也漸漸變高。 新出現的家具主要有扶手椅、束腰圓凳、方凳、圓案、長杌(wù)、櫥、並有笥(sì)、簏(lù)箱等竹藤家具,而坐具類家具的品種增多,反映了垂足而坐已逐漸推廣,促進了家具向高型發展。
兩晉之後漆器逐漸落寞
兩晉時期,家具種類變多了以外,在髹漆裝飾方面,製作工藝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主要概括就是斑漆塗飾、綠沉漆塗飾、木板漆畫以及金銀的參鏤帶。 斑漆(即現在的斑紋變塗)是用幾種顏色交混產生斑紋,或用單色漆顯示出深淺不同的斑紋;而綠沉漆則色暗綠如物沈水中,深沉靜穆,這兩種塗飾均反映了調漆工藝的新發展新成就。 而木板漆畫是在紅色漆面上用黑色線條描繪人物故事等,而其中人物的面部及服飾分包用色漆塗染(圖1)(圖2)。 參鏤帶則是用帶狀的金箔或銀箔片,經加工雕鏤成各種紋樣然後鑲嵌在髹漆家具的表面,使其更加富麗堂皇。
雖然髹漆技藝日漸成熟,漆器卻逐漸走向落寞。 一
方面因為在六朝之初,人們的思維開始受佛教影響,隨著戰爭的持續爆發,當時世人如朝露飄蓬,無論上層王公貴冑,下至勞苦大眾,皆皈依佛教,香花禮拜,每每
嚮往西方淨土企盼來生幸福,而無心生產,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青瓷已經得到相當大的發展,並且以價格低廉,逐漸取代漆器成為日常使用最為廣泛的器皿。 這一點可以從出土的文物上得到佐證。
目前全國僅有的一批有關三國時代的漆器的文物,是1984年出土於安徽馬鞍山的吳國名將右軍師左大司馬朱然墓。 此
批次出土精美漆器文物共計60餘件,有大型彩繪案;中分多格的槅(gé);三足憑口;以及盤、樽、奩(lián)、盒、壺、硯、虎子、屐(jī)、尺等共
計十幾個種類,並發現有“蜀群作牢”(圖3)銘記,這次出土發現說明東漢中期之後儘管官營監造的漆器日用品與家具製作已經衰落,但蜀郡地方或貴族經營的漆
器生產並未中終且仍在秦漢的基礎上繼續發展。
在朱然墓的發掘過程中,有一對犀皮鎏金銅扣皮胎漆羽觴(shāng)(圖4)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最早的犀皮漆器的出土實物。
“此一對羽觴、皮胎、橢圓口、平底、耳及口沿鑲嵌鎏金銅扣,正面髹黑漆花紋並不顯著,背面紋飾則以黑紅黃三色相間,表面光滑,花紋自然流暢如行雲流水,勻
稱而富有變化……朱然墓出土羽觴的髹漆工藝技法與明代《髹飾錄》中所說'墨面紅中黃底片雲斑犀皮'技法十分吻合,是中國目前唯一最早的實物資源。”①(圖
5、6、7)犀皮漆就屬於前文提到的“斑漆塗飾”,就是這一時期才出現的髹漆工藝。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漆器出土發現很少,較為重要的是1997年江西南昌火車新站工地發掘的晉墓以及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與其妻姬臣的合葬墓。 這一時期的漆器,與兩漢三國時期相較,是為風格整體一致,或寧稱其為上一時代的延續,表現出創新上的乏力或曰明顯的頹勢。
佛教興盛與禪椅千年淵源
在南北朝戰亂時期,佛教對中國各階層精神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產生了巨大深刻且無微不至的影響。 按
佛教從古印度經由西域輸入中原路線,查沿線各地如印度本土阿旃(zhan)陀石窟菩薩像、阿富汗巴米陽石窟的飛天形象,以及魏晉南北朝時代西域頗受南亞犍
陀羅美術影響之于闐(tián)佛教繪畫之凹凸畫法相比較,可以發現,三地繪畫呈現出立體感逐漸降低而平面性逐漸增強的趨勢。 這一趨勢背後的實質是希臘化的逐漸降低而中國化的逐漸增強,反映出各種外來文化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發芽博弈並最終融入中國的文化傳統的過程。 美
國人柯惕斯MR CURTIS EVARTS
對這一時期的現象,也曾有過研究並撰文寫道,“……在北魏雲岡的一個石窟,(約公元470年~493年),主佛坐在中央的巨大寶座上面而其弟子們則坐在較
小的墩兒上,……西方建築的影響經由犍陀羅地區沿絲綢之路東進。如,佛主講經時所坐的須彌座,很可能就受到古希臘風格基座的影響,這些早期的雕塑(圖
8),也揭示了那些流行於千餘年後禪椅的淵源。”
關於“古代髹漆家具簡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已經寫到第三篇,不難發現,思維、文化的撞擊與交融才產生了燦爛的中國文化,而文化的交鋒不僅是在如今的當下,也將持續影響一代代後來人的創作。
【未完待續】
注:①摘自劉煒、段國強,2009年9月出版《經典中國藝術史》卷一,P435)